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台灣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

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台灣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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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官方的說法將新住民聚焦於「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而所謂的「外籍配偶」僅聚焦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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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曉鵑

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

「第五大族群」論述的出現,一方面接續了「四大族群」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強調台灣是多元族群的國家,不同於漢族中心的中國,另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新自由自義全球化下,因面對中國逐漸成為經濟大國而企圖以南向政策對抗,並進一步形成以東南亞新住民為主要想像的「第五大族群」。「第五大族群——新住民」一開始時被指認為「社會問題」,降低台灣的全球競爭力。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中國和東協各國在世界體系位置的上升,「第五大族群」分類的意義從「社會問題」轉變為「社會資產」,來自東南亞的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視為「低劣他者」,會降低我們的素質而阻礙我們對抗作為「邪惡他者」的中國;相反地,他們被視為「南向尖兵」,可以幫助我們對抗「邪惡他者」——中國。

而社會經濟的變化也帶來了「人觀」的轉化。隨著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特別是面對中國市場的威脅,國家一方面急需「優質人口」以加強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不斷將教育私有化、市場化以減少政府支出,使得所謂的「優質」成為人民必須自備的素質,而非國家的責任,以提供公共化的教育來養成;國家成為「類公司」,視「競爭」為其終極目的,而非縮短貧富差距以確保平等和正義;公民則成為「類消費者」,僅要求國家(公司)確保他們購買的「商品」的「品質」,而非行使公民權要求國家盡到確保平等、正義的職責。執政者成為國家這個「公司」的經理人,為了使公司在全球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需隨時調度當下需要的人才,並為了在全球規模上競爭各種專業人才而修訂法律使高階外國人得以更輕易的取得公民身分,意味著:高級專業人士不僅擁有資本,更具備高尚的品格而得以成為我國公民。

一、新住民成為台灣第五大族群?

1993年,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濁水及葉菊蘭首先提出「四大族群」之說,經過多年,「四大族群」的劃分已形成相當普遍的台灣族群想像主張(王甫昌,2003)。21世紀初,台灣開始出現「五大族群」說,「新住民」成為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四大族群」之外的「第五大族群」。此五大族群的說法不僅出現在大眾媒體,也出現在官方的文件中。在行政院官網上的國情簡介裡對台灣人民的族群組成的描述為:「臺灣住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占總人口97%,其他2%為16族的臺灣原住民,另外1%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大陸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

在此描述下,進一步將族群分為以下類別:漢民族(再分為河洛族群、客家族群)、台灣原住民族、戰後移民(並指出:這批移民及其後代即民間慣稱的「外省人」)、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並稱之為「新住民」)。2017年1月25日,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於中常會後舉辦記者會,發言人阮昭雄宣佈中常會通過了婦女部提案的「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指出:「新住民在台約有50萬人,東南亞新住民接近15萬人,子女突破35萬人,已經是台灣第5大族群。」東森新聞甚至以聳動的標題報導此宣示:「台灣第五大族來襲!民進黨設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關於新住民成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的理由不外乎是以與國人結婚的外裔(包含外籍與大陸籍)配偶的人口統計為依據。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外籍、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至2016年12月止(1987年1月始)為521,136人,接近原住民人口(553,228人),而女性佔絕大多數(92%),其中女性大陸配偶為326,762人,而女性外籍配偶則為152,817人(其中越南62.6%,印尼18.6%,泰國3.8%,菲律賓5.3%,柬埔寨2.8%)。外籍配偶除了東南亞籍外,尚有日本與韓國裔配偶(日本:男性配偶2,173人,女性配偶2,446人;韓國:男性配偶516人,女性配偶978人),來自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17,615人(其中男性10,512人,女性7,103人)。

由上述統計可以看出,所謂的「新住民」其實是來自許多不同的國籍,擁有不同的語言與文化,卻被共同歸屬為「第五大族群」。而即使來自同一國籍的新住民,也可能來自不同的族群、種族,亦即來自非常多元的文化、語言與種族背景,如同以下幾則來自印尼的婚姻移民的故事所顯示。

故事一:「回自己的國家」

1994年,筆者第一次隨著來自印尼的婚姻移民回到娘家,由於他們和我的母親一樣是客家人,不會印尼語的我能以客語和他們交談。訪談她們的父母時我總會詢問是否擔心女兒嫁到那麼遙遠的台灣,阿珠的父親淡淡的說:「不會啊!那是回自己的國家。」原以為父母會述說如何擔憂女兒遠嫁的我,對於阿珠父親的回答非常震驚,猜想他只是想隱藏自己的憂心。但造訪更多的印尼姊妹娘家後發現,她們的父母都有類似的說法:「回到自己的國家」,阿芬的父親更進一步解釋:「不管是去台灣還是去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印尼不是我們的國家。」

原來,「排華」的歷史使得當時從中國移住印尼至少三代的印尼姊妹們的娘家始終無法在印尼落地生根,因而心心念念「回到自己的國家」。對他們而言,不論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多少的爭戰,都是「自己的國家」,所以他們不僅不擔憂女兒,甚至感到很安心,因為不必再留在印尼寄人籬下了。

故事二:「怪爺爺不早點下船」

同樣是1994年,我訪問了台灣外交部駐印尼雅加達的辦事處,想理解他們對台灣男性娶「印尼新娘」的看法和處理方式。拜訪的第二天,有位辦事處的行政人員李小姐主動與我交談並表示她對「印尼新娘」現象很有興趣,想與我聊聊,於是我們約了一起吃晚餐。她問了許多問題,目的是要解決她心裡最大的困惑:這些人的父母為何這麼狠心要「賣女兒」?我試圖說明自己的觀點:這不是「買賣婚姻」,而是底層人民求生存的方式,並分享了自己小時候對於美軍和美國的想望,羨慕媽媽的童年好友嫁了美軍,抱怨爸爸不是美軍。李小姐聽了我的分享,豁然開朗地笑說:「我小時候也怪我爺爺為什麼不早點下船耶!」

原來,李小姐的爺爺如同當時許多華人一般,坐船逃離戰亂的中國,最後落腳印尼,李小姐曾以僑生身分就讀台灣大學,原想定居台灣,但因為畢業後找不到適當的工作而返回印尼,之後因她的台灣大學學歷而獲得在台灣駐雅加達辦事處工作的機會。李小姐回憶兒時是如何怨怪爺爺的:「他如果早點下船,在台灣、香港下船都好,我們現在就是台灣人、香港人,都比印尼人好,都是他睡覺睡過頭,到印尼才下船,害我們現在是印尼人!哈哈!」

故事三:「我媽媽是華僑!」

1990年代中期,當媒體不斷出現各種關於「外籍新娘」的負面報導時,一位關注社區營造的朋友來到新竹拜訪從事社區工作的朋友。在社區裡,她聽說一個孩子的母親來自印尼,親切的問孩子:「媽媽是來自印尼嗎?」未料孩子急忙說:「我的媽媽是華僑!」彷彿要撇清母親是來自印尼的事實。

故事四:「她是蕃仔,我們是華人」

在我們開設的中文班裡有來自各國的婚姻移民女性,其中來自印尼的姊妹絕大多數是華人(早期以客家裔為大多數)。華裔的印尼姊妹通常會聚在一起,而非華裔的印尼姊妹則很少加入,華裔的姊妹告訴我:「她是印尼人,我們是華人。」在印尼做田野時,常會聽到印尼的華人以「蕃仔」指稱非華裔的印尼人。某次一位客家裔的印尼姊妹在一群印尼姊妹的聚會裡提到一位不在場的非華裔印尼姊妹時這麼說:「那個蕃仔……」,另一位非華裔的印尼姊妹不懂「蕃仔」的意思而回家問家人,家人解釋「蕃仔」是客家人歧視原住民的用語,這位非華裔的印尼姊妹聽了非常憤怒,從此與華裔印尼姊妹疏遠。

事後,華裔的印尼姊妹覺得很委曲:「在印尼,我們說蕃仔並沒有歧視的意思,就只是一種稱呼。而且,我們在印尼真的有很嚴重的排華啊!我就是因為那時排華暴動很可怕才決定嫁來台灣的啊!」然而,當華裔的印尼姊妹提起印尼的排華時,非華裔的印尼姊妹對此反感,覺得自己被華裔的印尼姊妹排擠,畢竟在她的認知裡,「排華」並不存在,反而是華人佔了印尼經濟的主導權,將她與印尼的排華連結在一起,非華裔的印尼姊妹也覺得很委曲。

從以上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同是源自廣東客家縣,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的人群,卻因不同的移民潮、不同的落腳地,而被歸類為不同的族群:我母親的祖輩於清朝時渡海來台,成為客家人;二次大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的廣東客家人,成了外省人(客家人稱他們為「外省客」);父祖輩落腳印尼(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約莫1960至1980年代來台定居的,被稱為華僑;同樣是父祖輩落腳印尼(或其他東南亞國家),但在1990年代後才來台灣定居的,被稱為「外籍(印尼)新娘」,近年來又被稱為「新住民」。此外,同樣來自印尼的「印尼新娘」,她們之間又清楚的區分「華人」、非華人,而華人常將非華印尼人通稱為「蕃人」,反映了印尼長期的排華歷史,以及複雜的族群政治(非本文探討重點);亦即,在印尼原本是衝突甚至對立的族群,因為移民到台灣,卻被歸類成同一種人。

二、誰(願意)被納入「新住民」?

就字面上意義來看,「新住民」應指非本國籍而定居或長期居留在台灣的人,然而,就上述行政院官網以及執政的民進黨公開的發言看來,「新住民」指的是「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而所謂的「外籍配偶」僅聚焦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即民進黨發言人阮昭雄所言之:「東南亞新住民接近15萬人」,並不包括東南亞的男性配偶,以及東南亞之外的十餘萬男性和女性外籍配偶。

為何官方的說法將新住民聚焦於「大陸港澳及外籍配偶」,而所謂的「外籍配偶」僅聚焦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呢?首先,就取得本國公民身分的人數而言(即歸化為本國籍的外國人,以及取得定居證的大陸港澳人民),絕大多數為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女性配偶。自1987年1月至2016年12月,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定居證人數為119,147(佔總人數121,490之98.07%),同期女性外籍配偶歸化本國國籍人數為115,392(佔總人數116,650之98.92%)。而歸化為本國籍之女性外籍配偶中又以東南亞為最大多數。2007-2016年外籍配偶歸化人數共66,526人, 其中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外籍配偶人數為65,188,佔同時期外籍配偶歸化人數97.98%,其中以越南女性人數最多,印尼、菲律賓女性次之。

東南亞籍以外之外籍配偶很少歸化為本國國民的原因與現行國籍法相關法規有關。首先,台灣的移民政策以血統主義(屬人,jus sanguinis)為原則,即對於所有能主張共同祖先的人,不論是真實或想像的,都予以容納,而基本上排除不同血統的他者(成露茜2002)。因此,長期以來,除本國男子的外國配偶及其下一代,以及具有中國血統的海外華僑之外,並無針對其他國外移民人口歸化取得公民權的制度設計,因此,歸化為本國國民以女性外籍配偶居多。直到1990年代後期修定的《國籍法》與《入出國及移民法》條文才有了改變,而主要的改變是在原有血統主義中去除性別差異,使得不論男女的本國人之配偶及下一代都可歸化,以及開放非血統的管道容許有資產以及一定收入、並已經在台灣長期居留的國外移入人口可以歸化入籍成為公民,但後者歸化為本國公民者非常少(曾嬿芬2006)。

依據現行相關法規,外籍人士在台灣需合法居留連續三年以上,且每年住滿183天以上,始可申請「準歸化」國籍。「準歸化」為正式歸化台灣國籍的前置作業,須「放棄原屬國籍」後始可申請「歸化國籍」。換言之,在「準歸化」與「歸化」之間有一段「無國籍」的空窗期。取得國籍後,必須在台居留連續一年,或居留滿二年,每年居住滿270天以上,或居留滿五年,每年居住183天以上,最後才得以申請戶籍登記和請領身分證,才成為中華民國國民。由於台灣各項權益和福利多須有「身分證」者方能享有,使得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婚姻移民為了在台灣有較穩定的生活而申請本國國籍及身分證。

相對地,來自美國、日本等已發展國家的外籍人士(包括外籍配偶)因為不願意放棄比中華民國國籍在國際上更有「價值」的原國籍而未歸化為本國國籍。而如同曾嬿芬(2004, 2006)所言,台灣的移民政策充滿著「階級主義」,在面對不同階級的外國人時實行「一國兩制」。白領外國人雖不是以長期的移民簽證來台,但居留與工作的期間可以彈性延長,構成實質的長期居留,因此,白領外國人更無需為了在台灣的生活而放棄母國國籍。

這樣的移民政策是一種有系統的歧視制度(曾嬿芬2004),反映了台灣長期以來對於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婚姻移民的社會歧視。首先,從一般熟知的「外籍新娘」、「大陸新娘」這樣的歧視性稱呼,便可窺見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必須不斷面對污名的處境。台灣官方、媒體,乃至於一般民眾,往往將婚姻移民女性污名化,與「假結婚、真賣淫」畫上等號,並將其婚姻視為台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而這些歧視的意識形態更是許多限制婚姻移民女性權利的各種法規背後的重要支柱(夏曉鵑2002, 2005)。

而各種污名也形塑了一般民眾對新移民女性的不友善態度,顯現於2003年《大地地理雜誌》188期(2003年11月號)發表的一項「東南亞籍及大陸女性配偶議題」民調:半數受訪者對婚姻移民現象感到憂心,六成民眾認為應限制女性配偶來台人數,而兩成民眾認為不應該給予東南亞和大陸女性配偶平等的待遇。除了一般民意外,政治人物和官員亦多次公開發表歧視東南亞和大陸配偶的言論,例如2004年7月6日教育部次長周燦德便於公開活動表示:「外籍和大陸配偶不要生那麼多」,次長於「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簡稱「移盟」)到教育部抗議後才道歉。

政府部門雖將「外籍新娘」現象視為「社會問題」,但開始是以漠視處理,直至2002年開始因為幾項數據顯示外籍配偶子女人數可觀才成為各政府單位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在行政院長游錫堃於2003年宣佈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簡稱「外配基金」,於2005年正式設立)後,為了爭取資源,各級政府單位和民間團體紛紛宣稱長期關注「外籍配偶」議題,表面上看來似乎代表著態度的轉變與進步,但其背後所隱涵的歧視卻仍然存在:依然視此種跨國婚姻為社會問題,而外籍配偶則是「低劣他者」(inferior other)。由於過去人數不多,政府得以漠視並期待這現象自動消失,而當「外籍新娘」人數已多到無法不看見時,則以各種方案企圖矯治「社會問題」,以提升他們低劣的「素質」(夏曉鵑2005; Hsia 2007)。

這個轉變最大的關鍵是始於媒體的「新台灣之子」的論述,而政府再依據這些媒體炒作,或者學校、醫療單位的片面、個案式關於外籍配偶子女「發展遲緩」的報告而提出各種方案以「提高新台灣之子素質」,其結果是將外籍配偶子女標籤化,並更加強台灣社會對婚姻移民女性及其家庭的污名化。事實上,這些關於婚姻移民子女發展問題的報導,缺乏紮實實證研究的基礎,其論述邏輯為:「新台灣之子」的父母親多是貧困、教育水準過低,因此素質低落,也就是父母的低階級導致他們的低素質(夏曉鵑2005)。

由於上述無所不在的對婚姻移民女性及其子女的社會歧視,非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多數不願意被歸為同一類人群。例如,日本裔的配偶雖也組成團體並關注相關法案多年,甚至也接受邀請參與國際婚姻移民組織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AMM♀RE)2013年於台北舉辦的論壇,但身為主辦之一的筆者在論壇後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參與在台灣推動移民權益最重要的「移盟」的討論和相關活動時,與會代表表示由於其組織內部成員有反對意見,因此「不方便」參與。而此種不願意與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配偶歸為同一類人的情緒,也反映在現今不情願被納為「新住民」的態度中。下文將以被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住民語文課程」為例。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範,現階段新住民語文課程的開設以東南亞新住民語文為主,其理由為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統計,目前在我國婚姻移民及其二代子女中,除大陸港澳籍外,以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人數最多,因此新住民語文課程大綱之設計以此七國語文為主要考量。筆者受國家教育研究院邀請擔任「新住民語文課程綱要研修小組」的召集人,經常感受到各方對於「新住民語文」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教的疑慮,甚至不滿。

在某次會議中,「第二外國語文課程」研修小組委員表示希望新住民語文課程能加上日韓等語文,我反覆解釋,依據十二年國教的綱要規範,新住民語文課程設計以目前新住民和其子女人數最多的七國為主,但某些社區如因該區新住民組成的特殊性亦可以開設七國之外的語文,例如,在日裔新住民人數多的地區亦可以在新住民語文課程中開設日語。在幾番來回討論後,一名委員突然說:「人家(指日裔)就是不願意被叫做『新住民』啊!」

相關書摘 ►「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族群界定:「文化特質」與「社會位置」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群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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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應貴、王甫昌、林開世、夏曉鵑、陳怡君、陳文德

擺脫舊的學術實作與思考慣習
以細緻的個案研究作為建構新知識
以及為臺灣社會尋找出路的堅實出發點

族群作為國家治理的手段,然而治理方式會因國家性質的不同而異。藉由仔細檢視前現代民族國家或傳統帝國、現代民族國家與當代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統治意圖及治理技術,本書揭示:歷史更迭下的政體,在治理台灣社會的過程中,依序形塑出了人群、族群、族群性等現象,彰顯了國家治理的時代特性。事實上,這關乎不同學科對族群的定性有所分歧,更涉及了各自知識屬性這個根本問題。對照於國際族群性公司法人化趨勢,台灣在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經條件下,族群性除了關乎政治經濟利益外,更有其突出之處,如個人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連結,或多重族群認同的出現。

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指出當代台灣族群性已逐漸轉換至人們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和自我與社群性新模式之浮現,及其所涉及的跨族群、跨地域、及跨社會文化之新秩序的建構之上。更重要的是,這隱含了對於現代性知識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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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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