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邊界仍存在這樣一道命令:一經發現叛亂者,即行槍斃

在緬甸邊界仍存在這樣一道命令:一經發現叛亂者,即行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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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後的餘波中,緬甸從英國手中取得了獨立,但是事實證明,更為難的是取得國內的和平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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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is David

19世紀後期,英國從印度入侵緬甸,佔領其為殖民地,並依據著安全、利益這兩大目標式將其分割。對於居住大量人口(主要為緬甸族)的中南部地區,英國當局實行了直接統治,而對於邊陲區域,最初,他們任由原來佔據著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和團體所統治。

由於英國當局對族群事務明顯缺乏關注,激發了緬甸少數民族期望從外來入侵者手中取得自主權,但面對英國把緬甸劃分為五個行政區域的分割方式,他們的冀望旋即轉化為失望。政治上的肢解使他們難以處理自身的事務,更不用說作為一個統一體參與國家邊境事務,還造成直至今天仍存在的不均衡發展格局。 (註一)

在二戰後的餘波中,緬甸從英國手中取得了獨立,但是事實證明,更為難的是取得國內的和平和穩定。邊境人民極不情願地加入了緬甸聯邦,其條件是聯邦要尊重其自治權,而且在十年的期限之後,如果他們覺得靠自身將會有更大的成就的話,可以自由脫離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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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這樣的協定,國家還是很快陷入了內戰。緬甸獨立的首要人物翁山(Aung San))—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之父—被暗殺後,許多克倫基督徒,被發動叛亂的多數佛教徒所殺害。

不久,其它邊境組織,如孟(Mon),克倫尼(Karenni),(Shan),克欽(Kachin),那加(Naga),阿拉肯色(Arakense)和各地共產黨員也對政府宣戰。政府發出了平息這些眾多叛亂的正式命令,被奈溫(NeWin)將軍以多場激烈的戰役所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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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加自治區,一位自稱已100歲的長者戴著裝飾著山豬牙的帽子,那加族男人傳統上會配戴動物飾品,像是老虎齒及山豬牙,雖然現在的年輕人僅在節慶中穿戴。Photo Credit:Reuters/ 達志影像

奈溫將軍同時十分精明地控制著政府武裝力量,即廣為人知的緬甸國防軍(Tatmadaw)的增長。他支持他們進行大量特種訓練,給予他們經濟好處,在盡其權力所能的範圍內,普遍優先給予他們優待。這使奈溫將軍得到了緬甸軍隊的效忠,以至於在1962年政變時,得到了緬甸軍隊的傾力支持。

奈溫將軍及其親信、繼承人制定了一個他們稱之為「緬甸化」的種族、文化、宗教及語言同化方案,取代了聯邦政府的以謀求不同族群的人們能和平共存於一個獨立國家為本意的治國路向。他們的方案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註二)

「緬甸化」暗含的前提是:各少數民族是落後的;由於阻止當局進入他們所佔據的礦區及其他資源區,他們還被視為國家發展的障礙;他們的好戰姿態被視為一種對國家邊境領域的顛覆性危險,而這一切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是當局的同化方案。

可以預見,「緬甸化」的訴求激起了更強烈的衝突與分離主義的要求,在這些衝突與要求的影響之下,國家經濟從一開始的脆弱不堪惡化到臨近崩潰,使難以清晰界定的國家不僅位於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而且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為了資助迄今尚未停止的戰爭,政府對在敵對勢力有效控制區域中的資源,與敵對勢力進行了抵價購物。

「緬甸化」使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特別是那些作為非緬甸族、不肯屈服為二等公民的少數民族—他們努力維繫著對各自文化的認識和實踐—遭受到緬甸軍方持續粗暴的歧視性對待。

儘管如此,他們也沒有被擊倒。他們飽受各種模式的笞打、拷問、性虐待、強制性勞役和強迫性移遷(the forced relocations)。武力迫遷發生在本來由少數民族聚居的大面積區域內,緬甸軍隊將這些區域劃定為「自由開火區」,在這些區域頒發驅逐令,並警告那些固守家園者:一經發現,當場擊斃。

依靠這個被稱為「四斷策略」(Four Cuts)的威嚇手段,少數族群被迫從原住地遷出,然後湧入全封閉及實行軍事化管制的「戰略村莊」—實際上就是集中營。在40多年的期間裡,數以千計的團體因此而被毀滅或流離失所。在城市,「四斷策略」被委婉地稱作「都市發展」,包括了他們稱之為「重設城鎮」的暴力性移遷手段,以對少數民族團體進行分解。

在由「四斷策略」等策略所產生的政治混亂,及由經濟崩潰所產生的社會不滿之下,一場包括學生、工人和僧侶的民主運動爆發了,這場範圍廣泛的社會動盪在1988年達到頂峰,一系列累積起來的極端示威遊行引發的後果是,使緬甸中心地區更為動盪不安。

當無力鎮壓愈演愈烈的暴力示威遊行時,一個自稱為國家法律與秩序理事會(State Law and Order Council,SLORC)的軍事集團,於同年9月直接宣稱對國家的統治權,表面上將國家從廣泛的無政府狀態下拯救出來,並阻止了緬甸聯盟的解體。

儘管基層民眾所支持的民主運動仍然聲勢浩大,並且緬甸軍隊的將軍們堅持聲稱,他們的「國家法律秩序理事會—國家和平發展理事會」(State Law and Order Council /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LORC-SPDC)嚴格上只具有過渡性質,但時至今日,緬甸市民仍與一路延續下來的軍事法規相抗爭。

SLORC-SPDC的核心,是宣稱在權力轉交給民主制度中的新市民政府前,「法律與秩序」的條件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得以建立(當然是經由SLORC-SPDC自身而非任何他人),不幸地,他們強調這種民主制度應該與緬甸的「文化與傳統」相一致,使之獲得他們的認可。

與此同時,緬甸軍隊的高級官員爭分奪秒地重整其政治版圖,以鞏固其對權力的掌握。為證明他們對國家政務的干涉與管理的正當性,他們編造了一套關於國家安全、國家防禦和國家統一的社會等政治義務語彙,毫不羞恥地宣布一統國家的責任。

他們事實上可能開始相信他們自己的花言巧語的真實性;這的確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在城市開展戰役以反對政敵,以及在硝煙瀰漫的村莊對抗敵對武裝勢力​​時,會如此冷酷無情。

在SLORC-SPDC執行其政策時,許多克倫人在「四斷策略」行動的壓力下,被緬甸國防軍所逼迫而不得不離鄉背井。克倫人害怕緬甸軍隊對他們的慣常的勞力壓榨,也懼怕在緬甸軍隊對付武裝抵抗組織—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KNU),是最後僅存仍反抗SLORC-SPDC的少數民族武裝組織之一—的反叛亂過程中,降臨於他們頭上的非法殺戮,更不消說擔憂他們的糧食和補給品(一開始就已經是貧乏的了)遭致整批的掠奪了。

克倫族保衛組織(Karen National Defense Organization,KNDO )

因此,許多克倫人選擇逃亡到緬甸泰國邊境的茂密叢林中去,而不是戒備森嚴的定居點。然而克倫人,大部分為農民,只習慣於耕作小塊水稻地以維持半生存水平,他們在環境惡劣的森林中根本無法做任何農耕作業。

況且,這些林區被緬甸軍隊劃為「黑色區域」或藏匿叛亂分子的地方,這意味著,克倫人時刻擔驚受怕被誤解為叛亂者,因為對於叛亂者,存在著這樣一貫執行的命令:一經發現,即行槍斃。

此種懼怕有其理由,因為從大多數的緬甸軍事部門的角度來看,所有的克倫人,即使那些並非KNU活躍分子的克倫人,都會自動地受到為叛亂者提供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支持的嫌疑。

所以,如果克倫人被發現躲藏在森林裡,作為緬甸軍隊的搬運工表現出明顯失職或消極怠工,按慣例,克倫人都必須被處死。

在這種情況下,命運可悲的是克倫族平民,而非克倫叛亂分子,因為他們才是SLORC-SPDC與KNU之間的武裝衝突的主要受害者。正如一名克倫族難民哀怨地說的,「即使我們是平民,我們的軍隊對待我們就像敵人。」(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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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作者2008年3月6日在中山大學的講座錄音整理而成。原載於《開放時代》2008年第4期。本文經原載共識網授權上載,文章內容或與原載版本不同。

註釋
  1. Martin Smith,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London: Zed Books,1989)
  2. 同上。
  3.  Myanmar: The Kayin (Karen) State Militarization and Human Rights,”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 Jun)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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