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夢想是回馬來亞大學教書,卻因白色恐怖在綠島監獄待了12年

他的夢想是回馬來亞大學教書,卻因白色恐怖在綠島監獄待了12年
Photo Credit:當今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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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被刑求入獄的外國人不止陳欽生一個。景美人權園區入口意象旁,大理石刻著上千名受難者的名字。有的在獄中死亡,有的被判處死刑,有的倖存活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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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書琪(馬來西亞柔佛州士乃州議員)

2015年12月20日,臺北,暖冬。

夕陽迅速落下,景美人權園區的工作人員向還在與我們交流的陳欽生打眼色,時間到了,是時候結束。我抓緊最後幾分鐘,問了一直壓在我心底的問題,「你還恨國民黨嗎?」

儘管已經多少猜到可能的答案,但是,當陳欽生對著我們說出答案,我依然紅了眼眶,他對國民黨的恨,延續至今,作為一名莫名奇妙坐了12年冤獄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不恨?

「如果不是國民黨,我早就應該完成我在台灣的學業,然後到英國繼續深造,回國(馬來西亞)當教授,我當年的夢想就是回馬來亞大學教書。」

一個霸權底下,多少人的夢想被摧毀?生命被蹉跎?這是讓我心痛難過的原因。他的恨深深地刺痛了我,因為恨傷己多於傷人,但是,如何讓這些白色恐怖受難者不恨?

陳欽生,1949年生於霹靂州怡保。1971年在成功大學化工系唸大三,因為被懷疑涉及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遭逮捕、刑求、判刑入獄12年。同時被逮捕的還包括李敖。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被刑求入獄的外國人不止陳欽生一個。景美人權園區入口意象旁,大理石刻著上千名受難者的名字。有的在獄中死亡,有的被判處死刑,有的倖存活到今日。

陳欽生帶我們導覽園區的時候,從頭述說他莫名奇妙被警察帶走,接著被刑求逼供的過程。

Photo Credit:賴亮名CC BY 4.0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台灣,經濟比馬來西亞還差,留學該地,閑餘時百無聊賴,英文好的陳欽生常去美新處看英文雜誌、報紙,但因為這樣,被懷疑涉及美新處爆炸案。

當秘密警察從車上走下來,跟他說有朋友在台北要見他時,年輕的他天真的以為是真的,直到被帶到台北,才發現事情不對勁。雖然秘密警察一直跟他說,很快很快,很快就會結束,實際上,折磨才剛剛開始。

為了讓他招供,警察對他刑求,48小時無法睡覺,疲勞轟炸,還有倒吊灌水,「水就從我的眼睛,鼻子、耳朵流出來」但這還不是陳欽生受過最痛苦的刑求。

「他們用針插進指甲與肉之間的縫隙,然後用筷子夾住手指。」熟悉所謂滿清十大酷刑的人多少聽過這類的刑求,1971年的台灣依然還在用著那古老的方法,企圖要人招供。

可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陳欽生,無從招供,也不知道要招什麼。警察問他是否在馬來西亞就已經參與馬來亞共產黨,要他指認他鄉下學校的校長就是馬共分子,來自怡保錫米山新村的他,怎麼想,自己的校長都不是馬共,更何況他自己?

直到最後,警察終於暗示他的案件和美新處爆炸有關,他才知道,要脫身就得編故事,他企圖編一個讓警察們滿意的故事出來,但無論怎麼編,永遠都無法達到警察的要求。因為,與他同時被逮捕的另外一位同學,被囚禁在台中,警察在等這兩個人編一模一樣的故事出來交差。

萬念俱灰之下,他寧願求死,對一個20歲左右的少年而言,法官判他有期徒刑12年,是多麼沈重的一件事。

獲釋33年後,他喘著氣,站在當年被判刑的第一法庭回憶,當初要法官判他死刑,因為生不如死,但法官走下來對他說,法官沒有判生死的權力,作為一名法官,他只是按照上頭指令行事,不然,接下來要被判刑的就是他自己。

之後被送到綠島服刑,在國際電話都是稀有服務的年代,他的父母壓根兒不知道遠在幾千里外的兒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陳欽生1988年回家才知道,母親當年連神主牌位都已準備好,準備好面對兒子可能已經不在的殘酷事實。

坐了三年冤獄,母親孤身一人前往台灣找兒子,不識中文的母親從臺北搭火車到台東,然後再買船票到當時惡名昭彰的綠島找他;但千算萬算,算不到綠島竟然有兩處監獄,找錯門的母親不知道,也沒有被告知,兒子其實就被關在隔壁的另一個監獄。

所幸返回台北之後,遇上一位退休的軍官協助,再度返回綠島,找到陳欽生的所在。「獄卒喊我的名字,跟我說,我有訪客,我反問他你有沒有叫錯人,我當時想,我怎麼可能會有訪客,但是獄卒跟我說,沒有錯,就是找我。」

他看著眼前隔著玻璃窗的母親,兩人凝視似木頭動也不動,如果不是獄卒推了他一把,他可能會繼續站在原地,目瞪口呆。

訪客時間到,母親離去之後,他站起身來欲走回牢房,卻只覺天旋地轉,昏闕過去。

在民主倒退,民主體制被質疑的這個年代,台灣依然享受著民主的選舉,這些都建立在許多人的青春與血淚上。

如果把1987年7月14日台灣解嚴當作民主化的開端,也已將近30年。至今,歷史的傷口並沒有愈合。主持南非真想和解委員會的前南非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說,沒有寬恕沒有未來。更重要的是,寬恕並不廉價,寬恕必須建立在誠懇的認錯與銘記歷史教訓的基礎上。

Photo Credit:Reke CC BY 3.0

像陳欽生這樣的個案,並不稀有,他只是一個無辜的受難者,但他的故事,正好是霸權時代下,許多小人物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證明。他的留英夢,幻滅了,當教授的夢想,剩下唏噓。

現任高雄市長陳菊,在1980年美麗島大審之前,寫下遺書,她起頭便寫,「願所有受苦、被受縛、被壓迫的人早日得到解放,願我深愛的故鄉──台灣的人民早日享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

她以為必死無疑的審訊,經過許多人的奔走,國際社會壓力、注視,終究讓八名美麗島大審的受難者逃過死刑。

在冷戰帷幕下,為台灣民主受難的不只是台灣人,還包括陳欽生這樣的外國人(雖然他最後入籍台灣)。

出獄後,他要求國民黨政府發給他居留證,但左等右等一直等不到,因為完全沒有居留證,沒有工作沒有錢,無家可歸,只能遊蕩街頭,當了兩年半的游民。

陳欽生現在已經是成功的商人,陳菊當上了高雄市長。 但某種程度上,他/她們生命中有一部分都被摧毀在霸權統治的那個年代。

回首過去,放眼看看現在,他/她們被摧毀的青春是否換回等值的民主、自由與公義?

不只是台灣,許許多多的威權國家、半民主國家,許多人依然奮鬥著,類似的悲劇只是換了主角與場景,無法主宰自身命運是所有小人物在威權統治底下的共同點。台灣,對許多仍在奮鬥的威權、半民主國家是個標杆,但是,台灣的民主不能停留在形式化民主——選舉,民主體制必須讓人過得更好,民主、自由與公義才得以彰顯,讓無數人賠上的青春、生命與血淚方得其所。

本文獲當今大馬授權刊登,原文請見〈12年冤獄換來的民主——留台生陳欽生的故事〉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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