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是杜特蒂的支持者,他自首了,然後死在反毒戰爭的槍下

我哥哥是杜特蒂的支持者,他自首了,然後死在反毒戰爭的槍下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Sheryll在馬尼拉最貧困的地區擔任公立小學老師。她說,她哥哥的死亡是必然的,雖然她希望不要發生。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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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Wendy Chang

Sheryll從容快速地重述她哥哥的死亡,但仍夾雜著懷疑、遺憾、困惑和憤怒。她哥哥名叫Alfred,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掃毒行動中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而Sheryll是我最近幾個月遇到第一個願意分享的人,哪怕只是分享一點點。

在打擊毒品的戰爭中,我們該去計算以及仔細分析的應是毒品擴散程度是否有減少,然而,現實的毒品戰爭往往都吞沒在暴力中,我們計算的是死者的數量,試著去理解受害者的面孔,但大部分的時候都已被埋葬。統計數字令人震驚,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沒有必要去精算,因為數字早已呈倍數成長,無法追蹤計算,但從菲律賓大選五月結束到我寫這篇文章時,約有6,000名菲律賓人喪生,大部分是來自大馬尼拉都會區附近的貧民區。

37歲的Alfred是馬尼拉Tondo地區的嘟嘟車司機,這個地區一看到就會聯想到馬尼拉貧民窟,經常可以看到棚子,而Alfred就住在他家族房子旁的一個棚子下,他在社區裏面有很多的朋友,也被大家稱作是個樂於助人的人,常自告奮用來修屋頂或是跑腿等等,Sheryll說,Alfred的確有些壞習慣,但是這不減他對社區的貢獻。

在Alfred過世前,他其實是前年3月因購買毒品被當局逮捕,Sheryll說他們家付了50,000披索(相當於1,000美元)才把Alfred帶回家,而警察還說這已經是「優惠」了。保釋的金額非常的隨意,因為還沒有正式的起訴,所以他們家還是跟警方討價還價,而最後保釋金降到4,000披索。但令所有人驚訝的是,當Alfred被放出來時,已經是重傷,無法正常行走。Sheryll聲稱警方在監獄裡毒打他哥哥,而Alfred告訴她,每次當保釋金的金額被往下調時,他就會遭到毒打。從警局出來後,Alfred幾乎沒有再駕駛他的嘟嘟車。

過了一段時間後,Alfred開始收到死亡威脅,當被要求離開家鄉時,他回答自己無處可去,未來根本沒有出路,他駕駛嘟嘟車的微薄收入,也不足以讓他離開。

尋找出路

其實Alfred是投給杜特蒂的,受到杜特蒂勝選的鼓舞,7月2日這一天Alfred到地方政府辦公室自首,表明有濫用藥物的情形,也給出了個人資料。

現在回頭看,Sheryll和她的父親認為這可能是一個錯誤的舉動;但他們當時怎麼可能知道?他「自首」的三天後,一名男子進入Alfred的家,近距離對他開了四槍。Sheryll看到正要離開的開槍蒙面人,他們的眼睛對上一瞬間,接著兇手就跳上同夥的摩托車走了,她說,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

「他需要幫助,但給予吸毒者的相關設施實在太少了,」Sheryll說道。Alfred覺得他的自首是能夠幫助他戒毒順利,然而,他還有其他幾十萬的人,很快就發現只不過是更多的儀式還有監控。

Alfred的兄弟姊妹幫他看過幾間公私立的勒戒中心,但都過於昂貴,公立的勒戒中心一個月就要100美元,還不包含伙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私人勒戒中心更要800美元以上。

杜特蒂新的Mega勒戒中心將可容納10,000名患者,原本只能收容3,216名吸毒患者。但問題是,已有近70萬名患者在掃毒行動中自首並且等待政府的服務,而不是等死,菲律賓並沒有能力可以負擔這麼多人,但政府還是挨家挨戶,積極甚至強迫吸毒的人自首。根據危險藥物法,每個省至少必須有一個認可的勒戒中心,但菲律賓目前有康復中心的省連一半都不到(81個省只有41個有)。

毒品問題是真實存在,根據菲律賓緝毒署,光在2015年馬尼拉大都會區,就有92%的城鎮有非法毒品活動,非法毒品的錢也影響了菲律賓的經濟。2013年,當局計算出在菲律賓非法毒品交易為84億美金,是該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三成以上。

Sheryll在馬尼拉最貧困的地區擔任公立小學老師。她說,她哥哥的死亡是必然的,雖然她希望不要發生。

一個偶然的機會,Sheryll得知一個她教的五年級學生,參與購買和出售大麻 ,證明非法毒品已經滲透到貧困社區的程度。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這比找工作還要更容易賺錢。學生知道這一點。是貧困促使他們這樣做。」Sheryll說。儘管如此,政府這樣的殺人行為還是受到民眾的好評,毒品罪犯的生命最好是結束,而不是被拯救,這不僅道出了國內毒品交易猖獗的嚴重性,點出了無助受害者堆積起來的恥辱。

貧窮和絕望吞噬著你,加上基本人權被嚴重剝奪,而政府只提供你一個出路,一條綜合社會不公平的墮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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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eryll
幾年前的Alfred(右)
葬禮困境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殯儀館是這波「種族滅絕」中少數受益的地方,都會區裡,數百具屍體無人認領,已有不少處亂葬崗,以容納更多的遺體。

人們可以推測毒品戰爭是如何產生死亡經濟,Sheryll將他哥哥的遺體運到一間有模有樣的殯儀館,光驗屍還有開立死亡證明就花了700美金,而過去通常是免費的。憤怒之下,她決定將遺體轉運到另一個比較合理收費的機關,但殯儀館要求她先付錢才讓她動遺體。

也有謠言說警察在每具遺體運進殯儀館時收取回扣,當所謂的「警備人員」殺了不少人,他們其實是在警方以及政府機關的指示下,再次清算可疑的毒品犯。

Sheryll知道她不能報案,Alfred的死亡並沒有相關的司法調查,那麼他們為什麼要跟殯儀館計較?殯儀館還有可能是跟警方合作的?最後,她被迫支付260元美金,遺體僅僅存放了幾個小時。

殯儀館塞滿了遺體,他們要麼收取額外的費用,來捏造許多家庭負擔不起喪禮費用,好好埋葬親人的遺體,或是利用愈來愈多的死者再跟當局進行地下交易,無論哪種情況,一般的菲律賓人愈來愈難過,而那些運送屍體或是處理屍體的人反而大賺一筆。

第一次,菲律賓的警察在過節的時候可以把槍收起來不用,對警察總長德拉羅莎來說這象徵了紀律,高層官員甚至還收到了近40萬披索的獎勵。

但相比之下,Sheryll的家人還有其他成千上萬的人,甚麼都沒收到。國家向人民收稅,用來屠殺人民,最後人民還要掏錢埋葬命喪於這些警察之下的死者們,真的是非常諷刺。

杜特蒂的虛張聲勢已經讓Sheryll還有其他跟她一樣的人失望。她說杜特蒂不是個勇敢的人,勇敢的人不會掩蓋真正的問題同時消除其症狀,更何況這個症況還是人。

我們需要更多像Sheryll一樣的人,也相信會有更多人勇敢地為那些永遠無法說話的人發聲。他們的故事是對正義的呼喊。

原文〈After a Killing: Losing a Brother in Duterte's 'War on Drugs'〉,發表於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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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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