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生創立的「神州詩社」如今殞落,象徵那「喬」不回的時代

僑生創立的「神州詩社」如今殞落,象徵那「喬」不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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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一群馬來西亞僑生創辦了「神州詩社」,為的是台灣「正統中華文化」的追尋。而如今神州詩社的隕落除了讓我們回想起,當年有許多外國人受害外,也讓我們看見在台灣所保存的中華文化確實曾燦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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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台灣解嚴30周年,而這30年來,台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野百合學運到太陽花學運,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到已成功三次政黨輪替,從威權政體和平轉型至民主政體,無怪乎台灣被譽為「亞洲民主的燈塔」。不過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在「台澎金馬」人民的國族認同變化。

兩岸分隔68年,播遷來台的國民黨政府雖自知難以成功「反攻大陸」,但為捍衛其「正統中國」的合法性,而將台灣給承載了「中華民國」厚重的體量,同時在貫徹「三民主義」思想下,至少在戒嚴時期,台灣人仍多認為本身是中國人,仍保有濃厚的「中華民族」國族意識。

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各種政治禁忌解禁,自由民主、獨立建國等各種思潮一湧而出,衝擊了國民黨常年威權統治的合法性。此外,無論是外省或本省人及他們的後代,已在台灣生活多年,必然對腳下的土地的情感更甚於遙遠的大陸。而且在政黨輪替後,隨著課綱更強調台灣本土性,以及各種「去國民黨威權化」的工程之下,這土地的人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多於「中國人」的國族認同。

關於台灣人身份認同變化之探討,各方文獻已汗牛充棟,本文不再此多做贅述,而是試圖從境外華人的角度來探討這些變化,因此以由馬來西亞僑生成立的「神州詩社」(19876-1980)的隕落為例,以作寫照。

為復興中華的神州詩社

神州詩社的興起,是馬來西亞與台灣的政治情勢使然,其隕落也是政治情勢所致。神州詩社創辦人溫瑞安是當今仍聞名華文世界的武俠小說家,其《神州奇俠》、《四大名捕》等著作仍膾炙人口。

就讀台大的溫瑞安,年少時已在馬來西亞成名,中學時期便創辦了「綠洲詩社」,後與其兄長溫任平創立「天狼星詩社」,並在全馬有十個分社及134個正式社員。溫瑞安來台後,便與方娥真、李宗舜等同鄉創辦天狼星詩社台灣分社,然而後與在馬國的總社鬧分裂,最終溫瑞安在1976年在台創立「神州詩社」。

神州詩社得以成立,是有其時代背景。國民黨政府為彰顯其為「正統中國」的話,國民黨政府無法只靠台灣內部的人民認同,也亟需海外的華人世界的支持。而1950年代適逢韓戰的爆發,讓國民黨政府獲得美援發展僑生政策,以避免東南亞華人受「赤化」。

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府打壓華文學校的發展,馬國華人為完整接受中文大專教育,因此多選擇赴台升學,而非去正處於文革的大陸。而且當時台灣文壇的大師,如余光中等人對溫瑞安等人更有吸引力。

早已在馬來西亞成名的溫瑞安抵台後仍鋒芒不減,神州詩社還出版由他主編的《青年中國》雜誌,包括徐複觀、錢穆、朱炎、金耀基、楊國樞、韋政通等學者,都曾為《青年中國》撰稿,可見神州詩社的影響力。同時詩社以「幫派」的形式存在,社員們除了創作,還得習武,他們的租屋處自稱為「試劍山莊」。

這些行為在戒嚴時期來說,雖是國民黨當局所忌諱的,但同時又神州詩社的主張由又和國民黨當局的意識形態對味,因而能存活了一段時間。

對我們而言,溫瑞安等人是在這時代背景下來台升學,不過對當時的他們而言,卻是從「僑居地」(馬來西亞)回「中國」(台灣)求學,神州詩社的僑生信仰「中華民國」為「正統中國」,並以「復興中華」為使命。

雖然神州詩社創辦人、主要社員都是馬來西亞僑生,但卻顯得比一般台灣學生「更中國人」,他們的壯志豪情也令不少台灣學生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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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溫瑞安接受香港《亞洲週刊》專訪時說:「當年,我們誓言承擔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那時的台灣西風時興,年輕人手持吉他、穿牛仔褲,留著長髮、唱美國流行歌曲。我想,我們的民歌在哪裡呢?我們不是一個文化大國嗎?寫詩、寫文學的,包括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和《龍族》、《草根》詩刊,這些藝術工作者,善於跳出中國風和寫出中國詩,或者說保持了中華民族風,為什麼一般年輕人的思想卻如此崇美?」可見神州詩社的確是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懷。

當然,因中華民族主義而起的激情是撐不了一時的,要有實力才能使詩社永續經營,而神州詩社創辦人兼社長溫瑞安憑其才華及「克裡斯瑪」的領袖魅力對社員有足夠的動員能力,如社員們出外賣詩社出版物的行動為「打仗」,此番豪情壯志儼然是溫瑞安將心中的武俠世界延伸到了現實。

然而現實終究抵不過威權政治的考驗,儘管神州詩社曾受到蔣經國總統的「偶遇」而獲讚賞,儘管詩社要為中華民族「做事」的豪情壯志亦符合國民黨當局的主旋律,但當局早已在社內安插了「叛徒」,最終1980年9月26日溫瑞安及方娥真被情治單位人員以「為匪宣傳」、「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而社員也因此解散各奔東西。

神州隕落 寶島冉起

今年9月26日是神州詩社隕落37年,後來溫瑞安、方娥真等人事後回憶,由於社員眾多(約300人),在當時的文壇具有影響力,最終樹大招風而招來橫禍。

叱吒台灣文壇四年的神州詩社,讓台灣文壇一度對這幫來自南洋的華人驚豔,此番影響力,讓溫瑞安與方娥真雖被軍事法庭判各交付感化三年,但在包括香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台灣的餘光中、馬英九、宋楚瑜等人的各方聲音之下,最終溫瑞安與方娥真被關押了四個月就出獄。

Photo Credit: 多維記者杜晉軒
當年曾扣押溫瑞安與方娥真的景美看守所,如今已變為人權園區。

同一時期,台灣本土化浪潮早已暗潮洶湧,1977年到1978年「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為日後台灣本土意識對大中華意識的抗衡埋下了種子;很快地,一場競逐台灣人國族認同的「台灣意識論戰」在1983年至1984年間,由主張台灣本土意識及台灣獨立的知識份子及政治運動人士通過黨外雜誌開展思想論戰,為日後台獨奠下了論述基礎。

從對歷史的後見之名來看,「神州」的隕落,似乎預示著國民黨建構的「正統中國」的即將神話不再,神州詩社後再無以信奉台灣為「正統中國」而生的大型僑生組織出現。

難以否認地,無論是「僑生」或「華僑」,此類名詞背後的意涵仍有濃厚的大中華色彩,因此在解嚴後的80年代末,台灣社會在對台灣主體性認知的加深之下,開始挑戰「僑生政策」的合理性。

由於過去國民黨政府為招攬僑生來台,而給予加分、豐厚的獎助學金優惠,經歷了80年代末的僑教風波後,僑生福利開始走下坡,在首次政黨輪替後跟進一步受到限縮。

至今,關於華僑或台僑的名詞爭議仍盤繞在台灣,最近《多維新聞》獨家披露了台灣僑委會將「僑生」改名為「僑(華)生」,官方稱這是為尊重僑生的國族認同,因當今的東南亞華人的「大中國意識」已不如從前,不一定認同自身為台灣官方所定義的「華僑」。

神州詩社的隕落,除了讓我們看見對於「轉型正義」,不能只陷入「藍綠惡鬥」、「省籍對立」的囹圄中,其實在當時也有外國人受害外,也讓我們看見在台灣所保存的中華文化確實曾燦爛過,成為海外僑生嚮往的「文化神州」。

因此,曾長期以「正統」中華文化捍衛者自居的台灣,不僅是外省族群緬懷神州大地的避風港,也曾是嚮往「中華文化」的海外華人精神寄託的「文化神州」。

或許以神州詩社的馬來西亞僑生為例是較極端的例子,但某種程度上他們代表了當時南洋華人的精神面貌,因在他們的國家因華文教育遭受打壓,而同時中國大陸處於文革當中,台灣自然成為了他們為延續文化薪火的文化母國。

如今神州已失落,冉起的是台灣社會主體意識漸高的寶島,執政者不再如過去般強調台灣擁有「正統的中華文化」,而是以本土的文化軟實力力求「讓世界看見台灣」。

本文不為評價「中華文化」或「台灣文化」作價值高低的判斷,只以今夕做個對比,如同今日的台灣不再強調文言文的優越性,但對神州詩社那年代的僑生精神而言,他們或多或少是嚮往台灣的中華文化而來的,只是那時代已無法「喬」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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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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