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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眾聲喧嘩:馬來西亞第十四屆選舉專題

寫給政黨輪替後的馬來西亞:讓眾聲喧嘩,才能沖淡威權文化

2018/08/31 , 評論
TNL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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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網編輯邀請專家撰寫特稿,歡迎讀者參與討論。

文:馮垂華(1990年生,馬來西亞華人。曾創辦網絡文藝雜誌,參與過紀錄片製作,也寫了些小說。目前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研究旨趣為公民社會、社會運動、族群關係。)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以來,就長期處於一黨專政、黨國不分的政治結構之中,因此大馬政體常常被視為部分民主、半民主體制、不自由的民主、偽民主政體、軟性威權、半威權體制等。這些學術界定雖然名目各異,但整體而言,都將馬來西亞指向一個民主缺陷的國家。

2018年國會下議院選舉後,希望聯盟終結國陣(及其前身「聯盟」)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權,第一次實現政黨輪替。

這項成績振奮了許多人心,尤其投票日後直至馬哈迪宣誓就任首相、宣布內閣閣員的那幾天,馬來西亞舉國陷入宗教式的集體歡騰情緒之中,網路社交平台上也充滿「人民的勝利」、「敦馬萬歲」、「民主萬歲」等熱烈字詞,彷彿一夕之間,大馬已經走在民主的路上。

民主轉型中,公民社會需要什麼?

誠然,政黨輪替是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過程,但如此還不足以判定一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由《經濟學人》主持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就以「選舉過程」、「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政治文化」以及「公民自由」作為衡量世界各國民主化程度的指標。

這五項指標不僅檢視一個社會的選舉制度與政府 / 政黨運作的過程,同時也關注公民自由參與政治的機會和程度。而著有《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的托克維爾(Tocqueville)更認為民主既是一種政治情況,同時還是一種社會狀態——在民主社會中,公民除了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同時也應該具備表意、集會、結社與參政的自由與能力。

實際上,許多研究民主政治的學者都認為,一個良善的民主社會除了關注政府、政黨等政治機器的施政品質與競合方式之外,也需要關注公民的政治生活。換言之,公民是否具備參與政治的文化、能力、機會,參與的方式、過程、程度等等,都應該是社會民主進程的關鍵因素。

為什麼公民的政治生活如此重要,甚至被視為衡量民主化程度的關鍵指標呢?在進行討論前,我們必須先理解現代「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近代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泰斗,他對「政治」的理解和詮釋影響了後代許多政治社會學者。

對韋伯而言,政治是一種追求權力分享,或者能夠影響權力分配的活動。而權力是一種能要求他人順服-即使在被抗拒的狀況下-的能力。但權力能否有效運作,則關乎權力「正當性」的問題,意即權力的運作是否合理,並且為社會所同意、接受。在民主國家中,選民透過選舉制度,投票選出合適的政府或政治領導人,並同意他們行使國家權力,此即一種賦予「正當性」的方式。

回顧了「政治」的基本概念,我們或能理解:

一、現代「政治」其實是各類權力交互運作的場域;
二、合理的權力行使應具有「正當性」;
三、透過選舉進行投票是其中一種賦予政治權力「正當性」的方式。

然而,權力的作用不止局限在與政治機器(如國家、政黨)相關的場域中。我們的日常生活裡處處都是權力運作的痕跡,舉凡家庭的分工、性別平等、教育資源的分配、工作保障、居住空間與環境議題等狀況,都是各種權力交相互動的結果。在這些日常裡,權力作用在我們身上,但我們也同時行使權力,決定家務由誰來負責、歧視或排除其他族群的權益、要聘請誰來工作、同意各個性別裝扮自己的方式——或者,願不願意讓外籍勞工為我們烹煮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的美食。換言之,如果「政治」是權力互動的領域,那麼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政治」的場域,政治無處不在,沒有人可以迴避。

也許,馬來西亞詩人楊邦尼的〈這不是一首政治詩〉描述得更為貼切:

你穿內褲 thong Gstring trunks Cstyle boxer swing pouch jockstraps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你做愛在上面還是下面、1069,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你吃nasilemak加蛋不加花生、加江魚仔;吃海南雞飯要雞腿、要雞尾、不要雞胸;吃roti telur加bawang、加沙丁魚、乾脆roti kosong什麼都不加;喝 kopi O不加糖、糖起價、油起價了,米起價了;kopi O 冰、加冰、要加兩毛、打包要再加兩毛。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你念英語、幼稚園、華小、國小、國中、國民型中學、獨立華文中學、私立國際小學、中學、政府大學、國外大學、在馬分校苦苦經營的民辦大學學院,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你看電影這個鏡頭剪掉了、那個Fxck被消音了,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你寫简体、寫繁體、買台版書、中国书臉書按贊、CCTV、凤凰台、TVBS、三立、壹電視、眼球中央電視台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你穿黃衣、穿紅衣、穿藍衣、穿綠衣、穿白衣、穿黑衣、穿彩虹衣、不穿衣,就是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

哪裡沒有政治?既然事關權力的「政治」無處不在,那作為同時接受與行使權力的公民,就應該對權力的作用保持敏感。確切地說,我們既要監督政府如何行使權力,也需要理解我們應該具有哪些權力、如何運用這些權力,或者同意 / 不同意哪些權力的行使。如此一來,我們才有可能在不依賴(或減少)國家介入的情況下,更大程度地實現公民自理的民主社會。

對馬來西亞而言,民主轉型的困境不只在國陣政府長期的威權治理與政治壓迫,其薄弱、去政治化的公民社會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即使第14屆大選達成了政黨輪替,但如若忽視長期積弱、分裂的公民社會,都可能導致民主社會不健全的發展。

馬來西亞的「公民社會」並非始終頹靡不振

公民社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紀,但直至20世紀末才獲得廣泛的關注、引起諸多討論。大致而言,當代公民社會指的是國家機器與企業之外的非正式領域,公民在其間能自主地討論、協商,形成公共意見,並與國家機器進行博弈或批判。最為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存在防止國家機器或個別團體壟斷知識論述與政策制定的權力。此外,公民社會也有助於開拓社會中多元異質的論述空間,並提供結社行動的可能。

馬來西亞公民社會長期面臨許多限制,族繁不及備載。舉例來說,殖民時代開始的族群隔閡與衝突,導致不同族群難以有效地進行公共協商與交流,繼而影響跨族協商的公共領域生成;又如國家機器長期的威權統治,限制了公民自主結社、爭取權益的機會,甚至構成一種家父長式的威權文化(如1990年代盛行的「亞洲價值」),壓抑論述的多元性,將公民規訓成易於服從的個體;甚至資本主義的「移植」、工業化的急速發展、消費社會的形成,也使得許多公民習慣於以「消費」解決問題,不再信賴人與人互動、協商、合作的能力。

我無意一一討論這些限制。但持平而言,馬來西亞的公民社會並非始終頹靡不振的,近代的華教運動、伊斯蘭復興運動、勞權運動,都可視為公民社會的成效。1980年代,公民社會裡的不同團體更將焦點拓展至環境保護議題、女權議題、人權議題等——當時,社會中確實呈現了一種「眾聲喧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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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然而,80年代醞釀已久、深具活力的公民社會,卻在時任首相馬哈迪所執行的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大逮捕陰影下告終。在行動中被捕的100多人裡,有將近一半是普通公民以及社會組織、非政府機構的成員。「茅草行動」的成功施行,致使公民社會再度「被」噤聲,國家機器的威權結構也更為牢固。

十年過去,蟄伏已久的馬來西亞公民社會又重見一絲崛起的希望。1998年,時任副首相的安華被革職以後,引發社會諸多不滿。安華的支持者發起一場名為「烈火莫熄」(Reformasi)的社會運動,聲援安華,並宣洩對國陣政府的不滿。

「烈火莫熄」運動可被視為近代馬來西亞公民社會發展的里程碑。專研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的Meredith Weiss認為,「烈火莫熄」不僅是馬來西亞獨立後最大型的一場社會運動,並且還體現了社運「非典型」的一面,包括這場社運動員廣泛,將公民社會中各種異質性的團體與個人、不同背景的政黨與非政府組織都組織在一起。

因此,「烈火莫熄」不僅第一次展現公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間的多重協作能力,也承先啟後地為後來的公民運動提供先例,開拓了多元議題,也使跨族群動員成為當代馬來西亞社會運動之主要理念。

然而,還有一條關於烈火莫熄的「非典型」特質最為有趣——烈火莫熄運動相當迅速地放棄體制外的行動策略,並且立刻組織新政黨、立刻投入選舉。當然,當時支持、同情或因憤怒而走上街頭的群眾,很多也成為該政黨的支持者,而許多社運領袖,也成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政治人物。

「烈火莫熄」的主角安華原來是當時執政黨(體制內)的一員。他與他的同伴們自然能熟練、有效地操作他們累積多年的政治資本,並結合早期學生運動、宗教運動的經驗,再次在街頭上動員大批組織、團體、個人前來支持。但這種從體制內輾轉到體制外累積起來的能量,很快就被消耗在政黨與選舉上。換句話說,好不容易被號召、站出來的公民並沒有機會積極發展長期被打壓的公民社會,反而將理想和行動的能力,再度交託給了政黨。代價是,政黨成為馬來西亞政治生活的主要行動者,公民社會反遭一再去勢,難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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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在社會運動「烈火莫熄」中,一名參與民眾穿著「我們永不投降」的T-shirt。

再一個十年過去,公民組織「淨選盟」舉辦的第二場人民大集會(Bersih2.0)開始被視為烈火莫熄後動員最廣大、族群最多元的社會運動。但淨選盟其實一開始是由反對黨支助成立的。一直到2010年起,淨選盟才決定擺脫政黨色彩、實行改組,致力於創立一個由公民社會全權領導的公民組織,並改名號為「淨選盟2.0」,以區分前朝。

至此,我雖不能斷定「淨選盟2.0」未受任何政黨勢力影響,但在行動意義上,它確實象徵著一個相對於政治機器(國家 / 政黨)的公民社會在馬來西亞政治版圖中茁長的跡象。

但似曾相識的情節再次發生。

在臨近第14屆全國大選之際,淨選盟(2.0)主席瑪麗亞陳(Maria Chin Abdullah)突然宣布辭去主席職、參加選舉,並順利當選成為八打靈再也國會議員。誠然,作為公民,參與選舉與擔任議員絕對是瑪麗亞陳的自由選擇。然而,瑪麗亞陳作為淨選盟(2.0)的主席,無論在實質或象徵意義上,都具有十分強大的影響力。若算上2007年第一場Bersih,他們也花了逾十年時間來爭取民眾的信任和支持,並且嘗試串聯各種社運組織或NGO,建立起龐大的公民網絡,累積了不少資本。

不管願不願意,我們很難否認「淨選盟2.0」在組織網絡不斷擴張的情況下,儼然成為馬來西亞公民社會「最大代表」的悲傷事實。瑪麗亞陳作為這悲傷事實中的要角,其實掌握了許多公民社會的資源——她固然要為這悲傷事實負上責任,但也需要確保「淨選盟2.0」這龐大的機器能維持其獨立之第三方性格、良善發揮。如今,她選擇投身政壇,似乎重演了「烈火莫熄」的歷史,也暗示著馬來西亞公民社會十年輪迴、無可避免的低潮。

建立異質多元的民主生態、眾聲喧嘩的公民社會

馬來西亞公民社會的歷史發展縱然帶著無可奈何的悲劇色彩,但也不至於讓我們過於悲觀。實際上,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或公共生活不會(也不應該)只仰賴一個團體、組織,或只呈現一種風貌。

作者葉蓬玲與周慧儀在《關鍵評論網》的專題「眾聲喧嘩:馬來西亞第十四屆選舉專題」中,報導了數名藝術工作者、紀錄片導演、音樂人的故事,透露了不同世代背景的社會成員「介入」政治的方式。對他們而言,寫作、歌唱、攝影、編導、繪畫、閱讀、言說、議論——都是一種參與政治的直接行動,涉獵了包括歷史記憶、教育權益、身份認同、族群與性別等議題,突顯他們對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視。這些行動開展了不同議題的論述空間,可視為馬來西亞公共領域發展的重要契機。

然而,有意識地參與公共 / 政治生活的行動者畢竟還是少數。馬來西亞經歷了大半世紀的威權治理,縱使實現了政黨輪替,但威權時代的政治結構仍未完成轉型。這不僅體現在各類制度與政策層次上,同時也養成了一種對威權服從的文化,影響公民的政治生活。其中最顯而易見的,當屬公民對政黨、政治領袖的依賴,或者認為透過政黨或政治領袖是參與政治的唯一途徑。這種現象反映了馬來西亞缺乏多元的政治參與管道,彷彿除了選舉投票,公民尚未擁有其他參與政治的管道。

另外,威權文化也限制了許多社會議題的發展,抑制公民團體或弱勢族群的言論與行動自由。舉例來說,第14屆選戰正式開打以後,希望聯盟及其支持者以「大局」作為論述主軸,認為政黨輪替是首要議題,繼而擱置、忽視,甚至貶抑其他社群團體的論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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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根據抽樣統計,可以發現有近40%的民眾認為作為公民難以影響政府決策,突顯公民政治效能感的低度發展。另外,在過去數年所發生的各類公民運動中,也只有「政治/選舉」議題的運動(例如淨選盟人民大集會)獲得高度關注,其中就有80%以上的受訪者參與過「淨選盟人民大集會」——至於其他諸如環保、性別、民生、教育等社會運動,則乏人問津。

這些簡單的數據或許讓我們可以推想:在威權文化的陰影下,公民的政治效能感(認為自身的參與行為可以影響國家機器的決策)、政治參與能力,甚至參與政治的機會,都被大大限縮,甚至公共議題也難有多元發展的空間。

誠然,馬來西亞是一個文化、族群多元的國家,許多政治事務都攸關各個社群、團體的權益。但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依賴政治機器與社會菁英負責處理各項政治事務,代替協商、治理,以致放棄許多公民自理的權力。這樣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導致國家機器或部分利益團體的權力坐大,影響公民自主權。換句話說,馬來西亞至今仍處在濃厚的威權文化之中。

然而,我們已經意識到政治是各類權力互動的場域,也理解政治之運作與我們息息相關——如同文章之初所提及:我們的生活其實就是政治的場域,即權力運作的場域。作為公民,我們並不會(只能)單方面地接受施加於我們的權力。相反地,我們能透過協商、抗拒,來與那龐大的權力互動,甚至限制彼此權力的氾濫——而「對權力的限制」正是民主社會最為關鍵的要素。

因此,馬來西亞要實現民主轉型,除了要大刀闊斧地進行體制改革,還需要培養一個多元、具有活躍能量的公民社會。當然,那絕對不是一種整齊、劃一、單調的公民社會,而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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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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