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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眾聲喧嘩:馬來西亞第十四屆選舉專題

未竟之志:在恐懼文化的籠罩下,馬來西亞青年行動者這樣找出路(下)

2018/06/11 , 評論
葉蓬玲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葉蓬玲
來自馬來西亞的喵星人。 喜歡東南亞的複雜有趣,喜歡鮮為人知的故事, 以及那些跟你我看似無關的事物。
編按:「眾聲喧嘩:馬來西亞第十四屆選舉專題」的最後,我們訪談數名以社運、影像、音樂、藝術等不同方式介入議題、參與社會的青、中年世代,希望藉由他們多元的行動方式,呈現馬來西亞公民社會的不同光譜。或許循著這些既有選項、了解他們口中的社會脈絡後,我們得以發覺更貼合自身的參與方式,甚而開創出更多其他可能性。

上篇:未竟之志——在恐懼文化的金鐘罩下,青年行動者這樣找出路(上)

蔓延全馬的恐懼文化,是比Anis早幾年畢業的Amir Amin共同經歷的事。因此,雖不曾是衝第一線的學運領袖或活躍份子,Amir也跟Anis一樣,希望新政府能給學子更大的言論空間,憧憬70年代學運的光景能再度出現,「譬如紀錄片導演Hishamudin Rais和安華,那時的他們像NGO那樣,到全國巡迴談論政治和社會議題。」

Amir Amin現於吉隆坡Artcube Gallery藝廊任經理,在瞭解各式政治議題以後,他選擇用自身的專業——藝術介入社會。

藝術科系學生:自我審查是一種必要,若要突破應學生應走入人群

Amir Amin大學唸的是純美術系,在他的就學經驗裡,學生之間的自我審查意識是「一種必要」,即便同學間在做作品的時候,也會取材於當時火熱的社會議題,如貪污、油價上升等,惟一般只會談其表面現象,「畢竟是學校作業,挖太深可能會危及學業,在這樣的情況下,自我審查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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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本訪談影片截圖/A-Jun

詢及校園裡談論政治的風氣,他分享道,母校是一間親「國陣(當時的執政黨)」的公立大學,包括身邊的同學政治傾向亦是如此。即便有權參與集會,大多數人並不會去,「我們知道自己站在什麼位置,所以我們需要更溫和一些」,因此,校內同學對於社會課題的交流一般不會「走向極端」,也不會穿著有政治標誌的衣服。

於是,身在校園民主、自治空間被限縮的公立大學內,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被灌輸「不能違抗國家管理」的觀念,養成壓抑想法、少說少錯的習慣。這樣一來,學生本應在大學時期所受到的思想衝擊和對話越來越少。如若要突破這層限制,Amir Amin認為,學生應主動走入社會和更多人交流,實際觀察和體會社會正在發生的事。

他感嘆,現今的學生常100%相信網路上的資訊。他分享某次回到學校和學弟妹討論畢業製作的經驗,看到一些學生的作品和街友有關,「我問他們街友是怎麼樣的一群人,結果大多數人竟說,街友一般都是癮君子或HIV患者,這是愚蠢的答案,我曾去過好幾次Soup Kitchen的活動,和無家者聊天,許多人並不吸毒,他們只是負擔不起一個住所。我遇到一個在公園當警衛的叔叔,月薪RM900(約新台幣6700),他在吉隆坡生活,那一區最便宜的小房間也要RM400(約新台幣3000),他有一台摩托車,需要加油、要買食物,無法拿出多餘的錢租屋,最終只能住在遊樂場。我告訴學弟妹說,你必須走出去瞭解,若你要做街友議題,你必須到他們實際生活的地方,取得一手資料;如果你要做禁書議題,你就必須去了解什麼樣的書會被禁,不能只是從網路上去的二手資料或道聽途說,這是我覺得年輕世代該做的事,多跟週遭的人溝通,凡事都必須接地氣地做。」

走入人群、腳踏實地地與社會溝通,也是他身體力行的事。大學時期,Amir因緣際會下加入了「街頭書坊(Buku Jalanan)」,這個組織是他「政治啟蒙」的開始。

「街頭書坊」是馬來社群近年興起的「公共圖書館」,主要把書籍帶入公共空間,激起群眾討論。根據《星洲日報》報導,它是2008年大選的產物,當年大選結束後,政治討論仍然興盛,「街頭書坊」創辦人Zikri和朋友開始反思除了政治話題以外,是否能藉由文化、藝術等活動帶動人們對生活、社會的反思。後來,他們以書籍作為切入點,並強調在「公共空間」發起活動,書坊就是以「空間佔領」的形式,打造思想交流的平台。

他們找來三五好友,每兩週一次,帶上書籍到校園附近的公園閱讀、交換、討論,目的在於吸引群眾加入參與——一個以吉隆坡週邊地區為中心的閱讀串連活動就此展開。「街頭書坊」沒有特定籌辦人員,只要願意於自己的所在地,找個「公共場所」分享書籍,就算是街頭書坊的一員了。目前,全馬各地乃至北京、澳洲等地已有90幾個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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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uku Jalanan 粉絲專頁

創辦人Zikri特別重視「公共空間」的使用,他在回應《星洲日報》時稱,很多所謂的「公共場所」其實都不屬於「公眾」,「街書」並非註冊團體,因此一些大學生在校園內辦活動時,遭保安人員詢問;還有些人在住宅區內的公園分享也遭地方政府制止,只因那樣的公園算「私人的公共場所」。

Amir Amin就讀的大學位於東北部霹靂州一個叫Iskandar的城鎮,距離以吉隆坡為中心的繁華都市車程2小時半,超過200公里。據他所說,那裡少有正規的藝廊或藝文活動。2012年到2013年間, Amir在朋友的介紹下,一起組織Iskandar「街頭書坊」,上街分享書籍。城裡共有2所大學,礙於校內辦活動的冗長公文程序,他們選擇在兩所大學的中間點分享,第一次上街就成功吸引不少人潮。

不過,他也在後來遇到了挫折。在一次活動中,他們因為沒有申請准證而被市政局驅離,Amir回憶,當時有個夥伴是社會主義黨(PSM)的一員,被驅離後他找來社黨人民代表,並在現場發起連署,「我們問當地民眾是否願意讓我們繼續待在那裡,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不難預料地,該連署被市政廳人員拒絕了,後者指自己沒有權力決定接受(連署)與否,希望Amir直接到市政局做出申請,但在此之前他們必須馬上打包走人。然而,Amir一行人打包了書籍後,留下蠟筆、彩色筆等,讓圍觀的小孩畫畫,有人隨身帶了吉他,就這樣留下來與群眾一起彈彈唱唱。

這大概就是「佔領」公共空間的意義吧,當有人願意去碰觸法律的界線、在街頭打開一扇門,製造一個思想激盪的空間,讓更多人因為其開放性而願意「走進來」,是否就能一點一滴地凝聚公民力量?

無論這個設想能多大程度地實踐,至少循著「街頭書坊」這扇門,Amir走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他表示,結識了其他地區的「街書」負責人後,大家經常一起閒晃、聊天,自己的視野也開始擴展。「他們談論很多議題,我就是從那裡開始關注有關政治、社會議題等的行動主義藝術(Activism Art)領域的,他說,「這個組織幫我找到方向,如果沒有遇見他們,我想我不會在這裡談論這些事情」。

Amir笑言,他不會稱自己為「活躍份子(Activist)」,因為自己「更聚焦於藝術」。而Amir心目中的藝術創作者,其實也具備了「活躍份子(Activist)」的特色——能客觀地看待社會,並批判不對的事情的「監督者」,他說,「藝術家不能因為自己支持某政黨,就在該政黨未盡義務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Amir而言,藝術不只是美與醜,更是傳遞訊息、引人深思的一股批判力道。他相信文字和其他藝文作品都有服別人的力量,可以改變人們的心態,「這也是藝術最吸引人的地方」。他舉例,二戰期間日本藉由宣傳品所發出文字、詩歌來鞏固東方國家的形象,抵抗西方影響就是一個例子。

他告訴我們,從1998年開始,馬來西亞就有許多藝術家開始以政治為主題創作,譬如諷刺講述壓迫、貪污等問題,這樣的政治藝術作品風行至今已近20年。至於推薦的政治藝術家,他提及去年在其負責藝廊Artcube Gallery舉辦個展的Abdullah Jones,指後者透過畫作配合詩詞針砭時弊,簡單明瞭地傳達出對這片土地、家國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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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 Jones用畫作表達對國土的情感,畫中標語為:她不美麗但我愛她。 Photo Credit: Artcube Gallery

他也欣賞英國街頭藝術家Banksy(班克斯),認為他的塗鴉不僅展現強烈的政治批判意味,也呈現了群眾的聲音,「看,藝術也有改變一切的力量」。

Amir所說的「一切」,或許並非直接即時撥亂反正,改變體制,而是改變群眾的「認知」。就像Banksy的塗鴉,常被評價為「鬆動了人們對日常秩序的堅固認知」。

「認知」或「觀念」是一切的開始,除了被管理者由上而下地賦予與建構,也可能由草根的力量崛起。若說Anis Syafiqah透過發起人民運動,喚起更多人的公民意識、提醒更多人「社會正在發生些事情」;那麼藝術應該就可說是Amir用以發聲的工具。

在馬來西亞,藝術比公民運動、政治討論更加小眾、更加遙遠。Amir無奈地表示,許多馬來西亞人認為藝術是屬於菁英階級的活動,甚至不知道國家藝術中心是能免費開放國人進入的。他也提到,在藝術教育裡,的確有「純藝術」和「通俗藝術(Lowbrow)」之分,傳統定義上,「通俗藝術」是未受正規藝術教育的創作者,或稱自學藝術家(Self-Taught Artist)。受過正規教育的藝術家幾乎是食物鏈的最頂端、自學藝術家則是最底層。

Amir想打破這些迷思和疆界。

打從大學時期辦「街頭書坊」時,他就抓緊集會、藉此平台修正大眾對於藝術的刻板印象。因應Amir自身的專長,「街頭書坊」Iskandar著重在藝術的推廣。「有些來參與的家長不喜歡孩子做藝術,認為那沒有未來,我們透過討論和聊天的方式,告訴他們藝術的可能性,譬如當我告訴他們,我的老師一幅畫就賣了2萬馬幣,他們都嚇到了。」當然,Amir也瞭解藝術品的販賣也需靠點運氣,惟他仍嘗試用各種方式告訴社會,「做藝術也可以賺錢和幫助人」。

現在,除了管理藝廊,他也在業餘時間成立了一個叫ArtoMovement的團體,推動藝術教育及普及,企圖讓藝術成為一個可負擔的休閒娛樂選擇。Artomovement有自己的出版品,是一本藝文小誌(zine),合作作者從業餘藝術家到學者都有,並以極低的價格售賣——一本40至50頁的小誌僅需RM6-8(約NTD50-65)。此外,他們舉辦的工作坊收費也非常「佛心」,如蠟染峇迪布(Batik)場次,只需市價的一半甚至1/3即可參加,應有的材料卻一件也不少。

另外,Amir和他的團隊也在whatsapp上建立了一個群組,類似一個藝術課的班級,每週五天,晚上8點至10點都有不同老師線上講述不同「課程」,分享筆記和資料,所有參與者都可以自由下載這些講義,或影印或散播在社群媒體,當然,Amir也是其中一個項目的老師。此外,群組也會分享藝文活動資訊,組織參與者一起到各藝廊看展聚會。

「我們嘗試各種方式讓藝術能親近大眾,讓所有人都能接觸藝術。」他笑言,自己現在更像在Artomovement做正職,只不過沒有收入,甚至還需自掏腰包維持團體運作。

曾經,投票也未受廣泛重視⋯⋯從青年行動者身上看「發聲與行動為什麼重要」

從Anis和Amir身上,我們看到了更多具體、可行的參與社會的選項,除了他們給出的答案以外,兩人身體力行的身影亦叫人信服。大學時期的他們,即便身處「恐懼文化」瀰漫的校園,依舊遊走法律邊界,挑戰既定的僵局——無論是抗議政府貪污的民主運動、或是透過文化活動佔領公共空間,這些行動的背後都是關注時局的結果,也都指向了「提問、發聲和行動」。踏入社會以後,他們不改初衷,Anis從學運走進NGO,持續在議題前線與群眾接觸;Amir則在藝術世界裡耕耘、推進藝術的普及。

他們倆的領域表面上南轅北轍,實際上共同點不少。「藝術」和「政治」,同樣常在艱澀的術語框架下,變得遙遠、抽象而難懂,可實際上卻無處不在、並與你我切身相關。「藝術」和「政治」也都鼓勵表達、鼓勵不理所當然地接受現況,畢竟學生運動、NGO或是藝術作品,經常就是因為「有話想說」、渴望與群眾交流意見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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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即便置身事外,在忙碌的生活中不理會時局走向,我們也不會真切地「失去」什麼;反之,即便發聲和行動,也可能久久等不到確切的改變。

那麼,持續的發聲與行動為什麼重要?訪談中,Amir無意間的分享提醒了我們一個重點——曾經,「投票」這件事也未受廣泛重視,但現在這個的想法貌似正悄悄轉變。

他回憶選前友人跟他說的話:「為什麼你要投反對黨,投國陣吧,即便你投了反對黨,國陣還是會贏的」。Amir說,身邊許多朋友甚至在上一次選舉也沒有投票。他揣測,或許是新聞上的選舉舞弊事件,讓人們不認為自己能改變什麼。

的確,從數據來看,1969年到2008年間,馬來西亞的投票率一直在68%至75%之間游移。「國陣」一黨獨大的那些年,在選舉黑箱頻傳、選區重劃不公等大議題面前,無力感每每襲來,叫選民覺得自己手中的一票太過渺小、無法左右政局,甚至能夠隨手放棄。

後來,層出不窮的貪污事件、政府接連丟失民心的施政方向,以及陸續有來的集會、社運等行動,終於聚集起群眾求變的情緒,於是有了2008年政治海嘯、「國陣」第一次丟失2/3優勢席次。那年開始,民心像是受到鼓舞而進一步凝聚,在2013年將投票率推至歷史新高84%,一點一滴地堆疊出2018年的變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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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製表:葉蓬玲

如同Amir所說,「這次政黨輪替,是全馬過半數人民集體求變的成果,也讓公民意識到自身的權力、見證自己有能力給改變國家現況。」如今人們已能夠切身體會投票的重要性,甚至在我們的街訪經驗裡,不少民眾一旦聽到類似「青年世代還可以為社會做些什麼?」、「如何讓社會更好」等問題,直接聯想到的就是手中的一票。

「除了投票以外,我們也不能做什麼了。(We can do nothing except voting)」。
這是選前兩天,我們在吉隆坡市區隨機街訪時得到這樣一個回答。

或許我們是時候走向下一步了——進一步提高「公民意識」,讓人們對自身多元的權益、義務及價值更有自覺,讓更多元的公民行動像「投票」一樣逐漸植入民心。畢竟這些日常的認知與行動,比五年一次的投票來得要緊——只有當人們可以更快地意識到某法令正在侵害公民權權益的本質(如《大專法令》)、更快意識到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如貪污),並採取公民行動倡議爭取,我們便有可能在五年後一度的投票日來臨之前,就提早改變些什麼。

於是我們問Anis和Amir,「除了投票以外,人們還能做什麼?」

「人們可以做的遠超於投票」,他們不約而同地答。

Anis隨手拈來就例舉了發言權、集會權、連署等方式,而Amir則提及,「若不信任政府,大可像6、70年代一樣發起罷工或集會,(到時)他們(政府)必定要想辦法讓人們回到崗位上」。他認為,

無論哪一種行動,「只要夠多人參與,就會產生比投票更有力的影響」。

在此,先前的疑問「持續的發聲與行動為什麼重要」之答案已呼之欲出:與「群眾力量」相結合的發聲與行動,或許正是突破恐懼高牆的方式,因此公民社會永遠需要更多人一起加入行動。而我們所追求的,由始至終其實就是「改變現況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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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葉蓬玲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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